北京娃，村里娃

北京娃，村里娃

像變了一個人，習主席努力彌合著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異，而這意味著一種脫胎換骨的轉變。

 對于習主席來說，梁家河最難忍、最惱人的是跳蚤。陜北人叫它“虼蚤”。習主席皮膚過敏，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撓，就腫起了紅疙瘩，越撓越癢，痛苦不堪。石春陽當年和習主席一起勞動，從他挽起的褲腿下，看到過習主席身上被跳蚤、虱子叮咬過的疤痕——他的小腿上到處是被咬過后腫起的紅疙瘩，有的剛剛結痂，有的痂被抓掉，往外滲著血水······習主席他們尋找著對付跳蚤的各種辦法。他們給炕上撒六六粉；進門的時候抖抖褲腳；有時燒一鍋開水，把衣服燙一燙。兩年后，習主席就習慣了，任跳蚤怎么叮咬，照樣酣然入睡。上廁所也不習慣。農家的廁所都很簡陋，在窯洞外面的角落挖個坑，四周用石板遮擋一下就成了。廁所又臟又臭，冬天蹲在里面，四面透風，凍得人直哆嗦；夏天，蚊蠅飛舞，氣味令人窒息，以至于上廁所成了一件讓人發怵的事。同在梁家河插隊的知青戴明回憶說：“后來大家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。”農村沒條件洗澡，天冷的時候，就燒點熱水，用毛巾擦一擦。天氣轉暖了，大家就會到河邊沖涼，雖說穿了游泳褲，但村里人笑話他們說大小伙子還光“溝子”（屁股），以后他們再也沒那樣洗過。刷牙也差點兒成了笑料。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，早上看到知青們刷牙，就說：“這幫知青不知怎么了，早上起來嘴里吐白沫哩！”

 在邢文英眼里，習主席是個“內向的少年，站在門口，拿本書看”。邢文英來自北京五十七中，在文安驛公社高家坪大隊插隊，習主席常來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。戴明說，習主席從來不訴苦，也不抱怨，很堅強。在村里人看來，習主席見多識廣，性格隨和，說話不偏激也不保守，非常實在。習主席身上沒有那種讓人產生隔膜的“城市味”。

 張衛龐的岳父張貴林是一位老革命。梁家河黨支部建立于1935年，是革命年代延川較早建立的農村支部之一。張貴林從1936年開始就擔任這個支部的書記，直到1960年。習主席到梁家河插隊后不久，張貴林的母親去世了，當年她支持兒子“鬧紅”，是一位英雄的母親。習主席前去祭拜，在老人的遺體前深深地鞠了三躬，以表達對老人家的敬意。村子里還有兩位退伍兵，一位叫薛玉斌，一位叫張志忠，兩人都參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戰役。薛玉斌說，他們有一次在石堡（今黃龍縣城）準備打一次伏擊，正是習仲勛給他們做的戰前動員。習主席對這些老人很尊重，時常去探訪他們。梁家河有一個后生叫靈娃，是基建隊隊長武玉華的兒子。靈娃有智力缺陷，說話不知深淺，做事冒冒失失，但是能干活。村里人把他當成“開心果”，常逗他出丑。有時，靈娃讓人下不了臺，還會挨頓打。靈娃媽心疼孩子，常為靈娃的事與人打“嘴官司”。

 知青編入基建隊后，武玉華和靈娃媽都很緊張。那可是京城里來的娃娃，靈娃萬一惹出個什么亂子可怎么得了！他們擔心靈娃跟知青發生沖突，勞動的時候，靈娃媽就守在靈娃身邊，但總有守不住的時候。

習主席他們幾個知青都抽煙，勞動中間休息，大家就會卷上一支。有時習主席卷好煙，放到嘴邊剛要抽，就被沖上來的靈娃搶走，揉碎扔了。這樣的事兒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發生，但沒有人看見習主席惱怒過。鄉親們把這事兒看在眼里說“習主席這后生仁義”。

 1993年，習主席回梁家河看望鄉親們的時候，專門問起了靈娃。得知武玉華和靈娃媽相繼去世，靈娃進了養老院，拿出500塊錢，讓武暉轉交給靈娃。

 身上沒有“城市味”的習主席跟村子里的年輕人也很快熟悉起來。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給家境貧困的伙伴，有時還會當起理發師，給村里的青年人理發，有一陣兒他還當起了游泳教練，教那些只會“狗刨式”的青年學習蛙泳。梁家河返鄉知青王憲平，社員石春陽、武暉、張衛龐等，都成了他的朋友、伙伴。盡管他們都知道習主席的父親犯了錯誤，他是個“黑幫子弟”。

 與習主席的交往深深影響了這些伙伴們的人生選擇。與習主席交流較多的武暉，后來成了一名教師；石春陽則在習主席離開梁家河時，接替習主席當上了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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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2018年6月25日